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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国有企业中的职务犯罪

文章来源:  |  发布时间:2013-07-08  |  【打印】 【关闭】  
  

  国有企业中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由来已久,其产生的根源、手段、危害以及预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笔者试结合工作实践,就近些年来国有企业中出现的职务犯罪新动态和检察机关在查办这类案件中所发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做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当前国有企业中职务犯罪的新特点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职务犯罪案件的诱发因素明显增多,而防范案件的制约力相对又下降了不少,因此贪污贿赂案件数量不断增多,涉案金额也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从近几年我们查办的案件看,国有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一)案件总量及其在立案总数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犯罪分子职级和学历也双双呈现出由低向高发展的趋势。

  尽管国家这几年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但作为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国有企业受市场经济负效应的影响日益明显,经济罪案总量居高不下,而且犯罪人的行政职级和文化层次也越来越高。根据统计,1999年以来,北京检察系统立案侦查的发生在国有企业中的贪污贿赂案件数量及其在全部案件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连续呈双增长趋势。从整个发案走势上看:企业系统的职务犯罪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特别在金融、外经外贸、土地开发等行业和企业重组改制过程之中,甚至有爆发性扩大的趋势,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同时,犯罪人的行政职级和文化层次也普遍显著提高。由于北京地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上这些年企业改革提拔了一部分大学生,能掌握一定权力的犯罪分子一般都有较高的素质。在我们侦办的案件中,犯罪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已经占到了八成以上,其中不乏硕士博士,甚至还有教授、博士后。

  科研单位原来是一方难得的净土,很少出现贪污贿赂行为,但近几年也显现出很强的职务犯罪苗头。科技人员职务犯罪的上升,对他们个人来说是个悲剧,但更是国家的不幸,他们的行为不但影响了所在单位的正常科研经营,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造成国家人才流失,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给整个社会的信仰投下了阴影。

  (二)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危害日益严重

  近年来,国有企业中职务犯罪涉案金额之大令人惊叹,呈现出巨额发展趋势。过去,贪污受贿上千上万元就是大案,办个几十万元的案子就有轰动效应,而现在一些贪利性职务犯罪数额越来越大,贪污受贿动不动就是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案件也屡见不鲜。

  这些大要案的共同之处是:一,当事人都身处关键部门的关键岗位,有相应的职权来调配巨额资金;二,他们的工作很少有人真正能发挥监督作用,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真可以称得上是为所欲为;三,作案时间都比较长,数目如此巨大,当然很难一次完成,一般都是在一段时间内多次作案,而且持续时间越长,胆子就越大。

  (三)犯罪呈现出团伙型发展趋势,群体犯罪特征明显在近几年查处的职务犯罪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共同作案现象越来越严重,跨地区、跨行业的“窝案”、“串案”明显增加。一些案件往往是案中案,大案套小案,一案套多案。在这些以群体形式出现的犯罪中,犯罪主体一般都是企业内有相当实权的公职人员,他们结党营私,互相利用,织成了一张关系网,共同侵吞国家财产。

  (四)犯罪从诱发型向追求型发展,更具主动性、贪婪性

  一般而言,贪污贿赂犯罪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捞钱。但传统的职务犯罪一般具有被动性的特征,在计划经济环境下或市场经济初期,国有企业人员犯罪多是被动的“被拉下水”或“半推半就”,犯罪目标都是有限度的,基本属于“偶尔犯罪”。

  而从目前看,随着整个社会“唯物质化”的泛滥,许多领导干部难以抵挡金钱、女色的诱惑,不但想方设法主动追求获取非法利益,而且日益猖獗、贪婪,作案动机也已不再是“生活必需型”,相反大多是为了挥霍享受,追逐被扭曲了的消费目的或不正当盈利目的,属于“富裕小康型”;涉案赃款大多被随时挥霍在吃、喝、嫖、赌等黑色消费上,或用于满足炒股、赌博、投机经营等暴富欲望,变成了“主动追求犯罪”。因为挥霍无止境,所以犯罪愈显贪婪,数额越来越大。这些不择手段直接损害国家利益的犯罪分子,不但在经济效益较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里面有,也存在于连年亏损的中小企业中,甚至由此造成企业职工集体上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五)犯罪日益智能化、专业化,隐蔽性增强

  以往的职务犯罪手段较为简单,例如贪污犯罪一般表现为在财务上做手脚,采用伪造凭证、收款不入账、做假账、监守自盗等 “传统型”作案方式,而贿赂犯罪则大多表现为行受贿人之间订立“攻守同盟”等。

  而目前,由于犯罪人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大多数已改变了传统的作案手法,转而采用技术手段,并挖空心思在政策、法律中寻找可钻之洞,以逃避法律制裁。

  当前,国有企业大多处于转型期,企业各部门,特别是财务和业务部门,纷纷采用复杂的、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手段,因而新旧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会经常出现衔接不良的状态,这就给某些心术不正之徒留下了犯罪空间。如:犯罪分子大多在行动前精心制定一个周密的计划,通过不同单位、不同银行之间反复倒帐,以掩盖款项的真实来源和去向,随时作好反侦查准备;在会计电算化逐渐普及的今天,懂计算机技术的专业人员,制造电脑差错,修改电子资料,进行职务犯罪,也不希奇。

  专业技术和专业人员涉足职务犯罪,不仅使作案遗留痕迹减少而且容易灭失,更增加了取证难度,使案件不易被侦破。同时,由于罪犯身份的特殊性,许多犯罪分子作案持续的时间都比较长。我们办理的案件中,有一多半犯罪都是发生在案发三、四年前,有的犯罪分子竟能持续作案长达十几年而不被发现,甚至受到奖赏、步步高升。这些人善于伪装,极会表演,以至于当案发时,群众竟然不能相信他们会犯罪。他们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人前装得廉洁、清贫、谦和,人后公然腐化堕落;会上大讲反腐倡廉、服务人民,会下大肆谋取私利。

  (六)目前职务犯罪分子的性别、年龄分布渐渐平均,出现了低龄化趋势

  从性别上看,1999年以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女性犯罪占了相当比例。由于自身性别特点所限,普通刑事犯中女犯的比例一直很低,但在贪污贿赂犯罪中女性的比例相对较高。特别在企业财务部门,由于从事这一工作的女性相对较多,因此女性犯罪比例占多数。

  从年龄上看,目前罪犯中各年龄段都有,除了呈现出传统的“59岁现象”外,年轻人胆大妄为、不计后果的性格特点又导致了“29岁现象”。“59岁现象”是公职人员“夕阳心态”心理的典型写照,前些年曾经一度有泛滥趋势,但90年代末期以来,职务犯罪逐渐向中青年干部发展。特别是在财务与业务系统的干部队伍中,30到40岁左右的工作人员占大多数,这部分人文凭较高,而且业务熟练,在单位都是业务骨干,但上有老、下有小,经济负担相对较重,发财却又没有门路,他看着一小部分同龄人开好车、住豪宅,子女出国上学,于是攀比心理不断加重,很容易失去平衡,走上不归路。这两年,由此引发的犯罪也占很大比重。

  从目前来看,表现最厉害的是青年人犯罪的“29岁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有企业新增业务的开展,在企业健康发展的同时,人员状况也有了很大变化,一批高学历的年轻人逐渐走上重要岗位或领导岗位,为企业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他们中多数人不负众望,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施展了才华。但也有少部分人涉世不深,工作经验不足,往往在大是大非面前感情用事,办事不计后果,颇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意思,经不起各种考验,小小年纪嗜财成性,结果不久就摔了跟头。“29岁现象”中的犯罪分子作案一般是肆意妄为、不择手段,甚至不顾后果,铤而走险。

  二、当前检察机关查办国企职务犯罪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上面这几个特点是从犯罪总体上来讲的,下面,笔者再以最常见的贪污罪、贿赂罪和挪用公款罪为例,具体谈谈:

  (一)当前贪污罪存在的若干新情况

  九十年代以来,国家对企业财务制度的完善和监督有了较大的改进,纪检监察与反贪部门对贪污罪的打击力度也不断增强,在这种背景下,贪污犯罪的手段越来越隐蔽:犯罪过程通常都经资”等名义先转到另外一家单位,然后并不急于将此款放入自己腰包,而是采取放长线的办法静观等待,事隔多年后,见无人过问才将此款具为己有,而此时帐面上早已经作平。

  4、内外勾结,以假承包、假合同、假协议等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大量侵吞国有资产。其基本手法是将下属企业或者本企业某部门承包给利害关系人,通过承包合同赋予其自主经营权,甚至为承包人拨付巨额资金,使大量国有资产置于对方控制下,放任自流,结果致使企业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在承包过程中,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不闻不问,承包者也以“自主经营”为借口拒绝服从管理,等到承包到期后,造成巨大损失,为时已晚,也无法追究当事人责任。

  (二)当前贿赂犯罪出现的新动态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贿赂犯罪包括我们熟知的行贿罪、受贿罪、介绍贿赂罪;还包括并不常见的单位行贿罪、单位受贿罪和对单位行贿罪。

  这几年,大量的贿赂犯罪特别是一批大要案件得到揭露和惩处,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种种原因,贿赂犯罪形势依然严峻,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综合近些年来反贪实践发现,新时期贿赂犯罪出现了以下发展动向:

  首先,犯罪主体多元化,犯罪案值巨额化

  前些年,行贿、受贿的主体仅限于自然人,而近几年贿赂犯罪主体已由自然人发展到单位。随着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竞争的主体,一小部分国有企业开始加入到行贿受贿的行列之中,出现了“公贿”现象。由于“公贿”具有相对更加雄厚的经济基础,对行贿行情的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97年《刑法》所新规定的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和单位受贿罪数量急剧上升。目前,企业用公款行贿和企业单位受贿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对单位行贿的案件也时有发生。同时,许多贿赂犯罪分子不仅顶风作案,而且贿赂数额趋向巨额化。行贿、受贿几十万、几百万元的大案成倍上升,甚至出现了受贿上千万元案子。过精心策划,作案不留痕迹,甚至借助合法手段掩盖犯罪事实,要发现犯罪非常困难;有时即使发现了蛛丝马迹,犯罪人也会采用大量反侦察手段进行对抗,试图逃避处罚。从查办案件的情况分析,除了前面我们谈到的几个特点外,近些年企业领域贪污犯罪暴露出的新情况、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贪污得手后携款潜逃案件明显增多

  从近年来发生的携款潜逃案件看,企业人员犯贪污罪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由于企业有关人员直接掌管钱款,获取现金也比较容易,所以贪污后携款潜逃无论发案数量还是携款数额,都有逾演逾烈之势。我们1999年至2002年立案的在逃的腐败分子,绝大部分是涉嫌贪污罪,而且几乎每年都有潜逃国外的犯罪嫌疑人。

  第二,贪污犯罪的主要手段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企业中的公职人员犯贪污罪属典型的智能犯罪,涉案人员都要有一定的财务、金融知识和工作经验,不少还是领导信任的业务尖子,有的甚至是单位或部门负责人,他们不但善于在作案前精心策划,更善于在作案后巧妙隐瞒,其作案手段隐蔽,花样繁多,呈多元化的特点。归结起来,新的贪污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1、伪造单据,重复报销,作假帐等传统的贪污手段仍然大量被犯罪分子采用,但是所采取的技术手段更加高明;直接窃取的方式目前已经较为少见

  2、通过大规模的复杂倒帐侵吞公款日益突出。为了把水搅浑,使自己的罪行不容易被发现,大部分贪污犯都通过财务手段,人为地制造帐目混乱,然后在不同单位、不同帐户之间大规模倒帐,以掩盖犯罪事实

  3、资金长期外挂,伺机平帐拿钱。一些罪犯利用手中的权利和本单位管理上的漏洞,利用下级或下级单位一般不愿过问上级领导交办事项的心理,将大量公款以所谓“业务需要”或“经营投

  其次,随着体制转轨带来的利益热点的变化,国有企业中贿赂犯罪的高发区也在变化

  第一个高发区是直接掌握计划、调配、审批权的决策管理部门。目前,国有企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沿袭原有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上级公司或部门对于企业经营中资金划拨、项目审批、配额分配等拥有较大的权力。围绕这些资源,各利益相对人之间竞争十分激烈,纷纷使出浑身解数,贿赂也就成为首选的手段。

  第二个高发区是以往较少发生贿赂犯罪的文教、医药以及目前较为热门的建筑、进出口企业。特别是随着招投标制度的广泛实施,为了中标,投标人除了公开投标、竟标外,不得不靠金钱铺路,搞私下交易。许多握有工程发包权的项目经理、评标人员成为行贿者寻猎的对象。

  再次,贿赂犯罪中索贿的比例连年增加

  正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目前职务犯罪正在从“被动型”走向“主动型”,这一特征在贿赂犯罪上表现的最为突出。当前贿赂案件多为主动获利,进行权钱交易。比如在基建项目上做手脚,相关人员利用手中的发包权、拨款权、验收权等,从中受收甚至勒索“好处费、答谢费”等,五花八门,名目繁多。

  最后,犯罪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反侦查能力增强,贿赂的表现形式更加隐蔽

  行贿受贿就象一对孪生兄弟,双方本来就利益相关,休戚与共,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天然的连带关系使双方势必互相包庇,对抗侦察;而且贿赂案件在认定上具有显著的“一对一”特点,证据来源极其单一,取证困难,过于依赖容易发生变化的言辞证据,特别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证人证言,很不稳定,而一旦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出现反复,立即就会造成侦查机关前功尽弃,甚至导致被动局面。

  而今,除了传统的“三人不谈事,二人不签字,一对一交换”、“第三人在场不收、生人送的不收、单位送的不收(担心有账可查)、收钱不收物”等“规矩”外,行贿受贿犯罪正在向更加隐蔽化、策略化、非财物化的方向发展,“雅贿”或曰“隐型贿赂”成为贿赂犯罪的最主要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打着各种公开的、合法的旗号掩盖贿赂之实。如有的借逢年过节或领导干部出国、住院、子女上学、婚丧嫁娶之机,送超出正常数量的零花钱、压岁钱、礼金,有的领导干部在收受了这些“大礼”后,还会送给对方一份“小礼”,以掩盖贿赂的实质;有的以信息费、咨询费、顾问费、稿费的名义,送上大额现金;有的以借贷为名,行贿受贿双方心照不宜,所谓的借,其实是有借无还;有的故意设好牌局,在打牌赌博时故意输给对方;有的则送企业“干股”等等。

  2、由即时投机型向长期投资型转变。把收受贿赂与谋取利益的间隔时间拉长,即收钱后不马上办事,或者办事后不马上收钱,甚至是在职时办事,离职后再收钱,故意制造一种两者之间没有联系的假象。还有的犯罪人收了钱不办事,至少是不违反程序和规定办事,使得贿赂犯罪查证困难,甚至难以认定。

  3、钻法律空子,打擦边球。由于我国刑法规定,贿赂的对象仅限于财物。有的行受贿双方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挖空心思规避法律,如提供免费出国、免费旅游、免费劳务,提供营利机会,甚至提供女色,施以性贿赂,最典型、最常见的是送给对方大件耐用商品(如住房、汽车)的长期使用权,而所有权仍在行贿者手中。

  4、对贿赂所得利益的掩盖形式由直接形态向洗钱活动发展。如实行“一家两制”,一人从政,一人下海经商办企业,不论经商赚钱与否,均把受贿所得说成是经商赢利;或者购买股票债券,把受贿所得说成是炒股所赚等。由于上述这些新特点,加上行贿受贿多属暗箱操作,许多行贿人、受贿人也并非等闲之辈,既有“保护伞”,又有“关系网”,不但致使许多案件难以及时发现和查处,也给检察机关办理贿赂案件带来很大难度。

  (三)近几年查办挪用公款罪发现的新问题

  近年来,国有企业中挪用公款是百万元以上的案件大幅上升,挪用公款罪连年超过贪污罪,成为检察机关立案侦察数量最多的罪名,由此可见,挪用公款罪在企业系统犯罪中危害很大,它不仅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还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应引起高度重视。

  目前的挪用公款犯罪案件出现了以下几点变化:

  第一,挪用公款持续时间长、次数多、数额大

  挪用公款犯罪的案犯在初次做案时大多具有试探性,涉案金额一般也不大,作案手法比较谨慎,但第一次作案成功后,如果没有被发觉,或者被发觉后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那么他们的胆子就会越来越大,作案次数也越来越多,作案的时间间隔也越来越短,甚至由几个月一次到十几天一次。

  第二,挪用公款使用方式发生变化,多用于为已和他人进行赢利活动

  以前犯罪嫌疑人挪用公款大多因亲属或朋友关系,碍于情面,或为讨好上级领导而将公款挪归他人使用,而今挪用公款主要是为自己牟利益,一些公职人员面对新形势,经不起金钱的诱惑,用自己的权力非法介入经济领域,成为谋取私利的筹码和工具:一是用于个人炒股、买卖期货;二是用于个人办企业、做生意;三是借给他人用于做生意;这三种情况下,犯罪人挪用时往往没有考虑到风险,结果亏本了或者使用人还不上借款,只好再挪,拆了东墙不西墙,越陷越深,更有甚者干脆是被骗子骗走了。特别是女性犯罪人,因为她们往往比较善良,对社会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对生意场上的风险了解不深,更容易上当受骗。

  第三,内外相互勾结作案的情况有所增多

  某些人在公款挪出之后,为了避人耳目,不是自己亲自去进行经济活动,而是以他人名义开设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我出钱,你出力,利益共享、互利互惠。目前这种情况已经非常普遍。

  (以上内容转自某报刊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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