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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先生在中科院管理局西郊办公室
文章来源:  |  发布时间:2017-01-13  |  【打印】 【关闭】  
  

    2017112127分,最美的中科院玫瑰中关村的明灯、中国改革开放后自费留学的开拓者、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烈士的夫人、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英语系主任李佩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李佩先生的故事,在许多报章上多有介绍,但是,在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人的心目里,她有着更加特殊的身份——中国科学院管理局(行政管理局的前身)西郊办公室第一任副主任。在她的组织下,吕叔湘的夫人、赵忠尧的夫人、赵九章的夫人、邓叔群的夫人、梁树权的夫人组成了家属委员会,这可能是中国档次最高的家属委员会。中关村地区许多生活上的事情,如卫生、学习、安全、子女教育等,全由她们承担了起来。在她们的努力下,荒凉的中关村建起了幼儿园、医务室和中关村最早的小学——保福寺小学(即中关村一小的前身),为中关村早期建设付了很多心血。从1956年初到19612月,李佩先生在西郊办公室工作了5年时间。今天李佩先生离去了,特别摘录李佩先生的《回忆早年的中关村》,以表达我们对她的哀思。 

                                                                                                                      --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

    

  我与郭永怀是1956年秋回国的。记得当时派到深圳罗湖口岸去接我们的,一位是在物理所搞行政工作的胡翼之,另外一位就是现在理论物理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经常能看到他发表文章的何祚庥。到北京后,一开始是住在城里的招待所,不记得具体在什么地方了。我们是195611月住到中关村来的,一直住到现在。 

  关于我的工作问题,当时本来科学院要我帮着搞点外事工作。院外事局的局长还把我找去了,中我说这件事,我当然也很喜欢做这项工作。但是,他说这项工作必须经常出差,我觉得不能接受。因为我的女儿还小,她回来的时候5岁。再就是老郭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他对国内的生活、对国内的情况确实非常隔膜,所以我想还是留在家里的时间多一些比较好。我选择了留在中关村做一点行政工作。后来我到了在中关村新成立的西郊办公室,名义上我是副主任。我刚上班时,主任叫梁书怀,后来换了周文治。大约是1957年的1月或2月,我就上班去了。 

  当时的中关村跟现在可是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周围很空旷。我住的,现在叫13楼,起初不是这么叫,这楼号是后来重排的。我们这一排三幢楼盖得比较早,先盖的是14号,就是钱三强、何泽慧他们那幢,然后是15号楼,13号楼是最后盖的。在我们之后才盖的10号楼、12号楼。那个时候,这个院子里该管的事情确实很多。梁书怀主任就找了几位科学家的夫人,组织家属委员会,比如,吕叔湘的夫人程大姐、赵九章的夫人、赵忠尧的夫人、梁树权的夫人等等。这些科学家的夫人们全都来搞家属工作。 

  从西郊办公室来说,都是一些公共事务,管的事情很杂,碰到什么事,反正你什么都得管。我记得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派出所,人家陆续住进来了,都要办户口啊,请他们能到中关村来办公,让科研人员少跑路。然后就是建粮店、副食商店。因为这里住的人要买菜,都得跑到五道口或者跑到海淀去。所以那时候我就跑到海淀商业局,跟他们商量,在我们中关村这办办了个合作社,就是现在北一街那个商店。另外,还开了一个粮店。这就可以买粮买菜了。 

  中关村医院一开始是由科学院自己办起来的。在建立医院之前还有一段时间是办个小医务室。我刚到西郊办公室的时候,只有两个护士,都是从部队里面过来的。其中有一位,我记得她的丈夫好像是一位老红军,是力学所的干部。一开始就是他们两个护士,给拿点药什么的,看不了病。深更半夜,有小孩发高烧了怎么办呢?不要说就近找大夫,就是往远处找医院,夜里也找不到车。大白天到城里就医,32路车子大概总要半个钟头才有一趟,这是唯一的从中关村到城里的交通工具。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就赶快采取措施。中关村住进了很多科学家,这方面的线索也就多了。 

  原来西城区儿童医院的院长或者是副院长吴琼聪是位很好的儿科大夫,是咱们这儿的原子能所里的科学院郭挺章的夫人。她晚上回来,这家那家的孩子有什么毛病都来找她,后来干脆就请她每个礼拜在这儿看两个半天的门诊。在我回来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郭挺章就去世了。但是,吴琼聪带着几个孩子一直住在这个院子里。还有,不知是什么原因,中关村现在靠四环路边上的23号楼和24号楼,这两个楼是给了北京大学的,住的是北大的教授。正好我有一位中学时候的老同学,叫沈淑谨,她的先生是北大的,就住在那儿。沈淑谨原来是小儿科的大夫,这时在北京市儿科研究所工作。所以我跟他们的所长商量,说你是不是能够每个礼拜让她有个半天时间在中关村这儿帮助我们看门诊,给孩子们治病。也很凑巧,沈淑谨的丈夫是陈芳允,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他们家住在10号楼,她父亲是位退休的内科老大夫,这时就住在女儿家里养老。我们就请她出山,家里人都表示支持。他每天门诊半天。老先生是内科大夫,业务的范围就扩大了。这样,我们就在中关村办了一个小小的医务室,两个部队转业的卫生员做大夫的帮手。医务室就在四不要礼堂西边的平房里。我记得闹流行感冒时,病人多,我们就赶快把常备的药分装成小包,病人一来,对症了,就发两包拿回去吃。 

  当年,经济研究所是属于中国科学院的,这个所也在中关村。所里有个研究员孙尚清,有一天,他来找我,说他在北京工作,可以他的爱人林桂秋在东北什么地方,没法调过来。她是位小儿科大夫,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把她调到北京来就好了。我们那个时候正在扩大医务室,经院里批准,就把林大夫调过来了,家也安在了中关村。这样我们才算正式有了一位小儿科的大夫。后来我们就接着筹办中关村医院。当然,这些事都有院里支持,不然也办不起来。 

  我到中国科技大学教课之前,在中关村还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海淀区对爱国卫生运动抓得比较紧,我记得那时候经常组织人到每个研究所去检查卫生。再比如,宿舍里上下水的问题,原来三层楼房的自来水就常常打不上来,四层楼房常常到了夏天就没水。我们找自来水公司来打井,打了中关村的第一口井。 

  还有电话。当初没有电话可打。中关村最早的28局原来就是中国科学院自己办的。技术人员是我们自己找的。记得当时有人向我们推荐了一个人,好像这是个是在东北那一个研究所的,技术上很好,就是搞电话的。我们就把他找来,还为此买了一批机器,开始装电话。各个单位有总机,下边安分机,想要对外联系就方便多了。后来把28局交出去了,由市里统一管理。 

  当年为了丰富业余文化生活,要给大家建一个文化娱乐的场所,也可以用来开大会,这样就盖了中关村礼堂,叫四不要礼堂。为什么叫四不要礼堂呢?当时科学院管理局下面有一个基建处,基建处的同志介绍了一个建筑方案,不要钢筋,不要水泥、砖瓦和木材,好像就是用预制板搭起来的,没用多少时间就盖好了。当时西郊办公室就在礼堂旁边的那个四合院里,盖这礼堂时,我几乎每个礼拜天都在办公。管理局的局长老来问怎么样了,有什么问题呀。总是我在那儿接电话。盖好礼堂,就成立了中关村俱乐部,我就帮着俱乐部搞一些文娱活动。 

  还有一件事,就是为孩子们办好小学。原来有一个保福寺小学,是当地村里办的。我来的时候,保福寺小学已经挪到现在中关村一小那个地方了。规模很小,非常简陋。中关村科学院单位多了,小孩子迅速增加,要读书,如何办好小学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我们向院里报告,院里很支持,就给小学盖房子,后来就改名中关村小学了。小学校长姓王,我跟校长谈到好几次。可能是1959年的暑假里,我找了几个所里的人,帮忙给小学生组织一些课外活动。比如观察天气的小组,有看天空识星象的小组,或其他关于生物、数学的小组。搞了一些比较能够提高孩子兴趣的课外活动。各个研究所的年轻人也都非常支持这件事。暑假期间,一个礼拜搞两次,我也跟孩子们一起活动。 

  当时我们在西郊办公室工作的人,确实是为中关村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这儿的植树绿化。那时候没有绿化队,就只有一个姓李的老花匠。他非常热心,但像是组织人植树这类的事他没法管。中关村南区大兴土木,凡是盖好了一栋楼之后,楼前楼后都要植树。因为那个进修讲义务劳动,植树也算是义务劳动的部分。我就组织人去种。给各个研究所派工,要求出多少人,到哪儿去种,我们要做好计划。事先把树苗送到那儿去,提出植树的要求,并负责送茶水。各所来的人,一般都能按时上工,完成任务后收工。中关村南区各楼的树,差不多都是那个时候种的。 

2016年6月,中科院行政管理局顾全局长陪同白春礼院长到中科院中关村医院探望因病住院的李佩先生

 

    原文选自《中关村科学城的兴起(19531966)》,胡亚东 郑哲敏 严陆光等口述,杨小林访问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7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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